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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發展戰略探新
        發布日期:2017-04-29 來源:《教育研究》2008年第1期林金輝 劉志平 作者:本會秘書處 字號:[ ]

                

        [編者按]早在2008年出,林金輝教授就提出應該把走出去合作辦學納入中外合作辦學的理論視野和法律框架;同時,提出在適當的時候修訂《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及其實施辦法的建議。

        當前,林教授和劉志平老師發表在《教育研究》2008年第1期的這篇論文,仍有現實指導意義。


        積極穩妥地實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發展戰略, 把“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地結合起來,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拓展高等教育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 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和效益的必然要求。我國可借鑒發達國家跨國高等教育的經驗,突破中外合作辦學原有的認識界限, 把“走出去”合作辦學活動納入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的理論視野和法律框架;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發展戰略的實施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加強國際化課程建設, 完善高校內部管理體制及運行機制;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境外合作辦學的教學評估體系和學位認證制度。

        關鍵詞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發展戰略



        一、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現狀分析

        為保障和促進我國高校境外合作辦學的穩步發展,教育部于2002年12月31日頒布了《高等學校境外辦學暫行管理辦法》。(本網站編者按:該《管理辦法》已廢止。本文與《管理辦法》沒有直接關聯。)同時,《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明確提出,要進一步擴大教育對外開放,推進教育國際合作與交流向全方位、多領域、高層次發展,具體措施包括:積極實施“漢語橋工程”,加強境外“孔子學院”建設,大力推進網絡和多媒體漢語教學項目,豐富對外漢語教學資源,全面推廣漢語水平考試(HSK),培訓對外漢語教學教師,推動各國教育機構開設漢語課程;按照“擴大規模、提高層次、保證質量、規范管理”的原則,積極創造條件,擴大來華留學生的規模;加強其他中國特色學科和優勢學科的對外教學工作,鼓勵有條件的教育機構赴境外辦學等。

        在政府的推動下,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戰略獲得了突破性進展。20世紀末21世紀初,隨著把擴大教育對外開放、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作為國家教育發展戰略的關鍵環節及我國加入WTO,高等教育境外辦學從數量和水平上都有了較大的提高,涌現出一批辦得較好的境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截至2003年,全國共有20多所大學和機構到境外辦學,辦學區域大多分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英國等國家,境外辦學專業主要集中在我國占比較優勢的漢語言文學、中醫藥學等傳統學科。[1]以漢語語言和文化方面學科為例,2004年11月,全球首家以教授漢語和傳播中華民族文化為宗旨的非營利公益機構“孔子學院”在韓國成立。到2006年底,落戶全球的孔子學院(孔子課堂)已達128所,其中亞洲46所、歐洲46所、北美洲26所、非洲6所、大洋洲4所。國內51所高校參與了孔子學院的合作辦學,國外承辦院校和機構達126所。根據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的規劃,到2010年,全球將建成500所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2]

        在其他特色專業和學科方面,我國也有許多高校成功開展了境外辦學活動,如上海交通大學、暨南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上海電視大學、上海中醫藥大學等。上海交通大學,作為我國最早走出國門進行海外高層次辦學的高校之一,從1992年起就與新加坡華夏管理學院合作,在新加坡招收用華語教學的工商管理碩士研究生,至2002年已招收和培養了10屆共299名海外學員,其中已有146名學生獲得了中國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2002年10月,上海交通大學又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合作,成立上海交通大學新加坡研究生院,成為我國高校在海外成立的第一個研究生院。[3]暨南大學于2003年在泰國曼谷成立了暨南大學曼谷國際學院,這是中國在境外設立的第一個全日制本科學院。[4]北京中醫藥大學于1997年與英國倫敦密德薩斯大學(Middlesex University,MU)簽訂協議,合作開辦5年制中醫專業。2001年,北京中醫藥大學又與新加坡中醫藥研究院簽訂合作協議,聯合在新加坡招收培養中醫專業碩士生。到2005年,北京中醫藥大學正在運行的境外辦學項目已達12個,分布在英國、瑞士、意大利、日本、新加坡、西班牙、巴西、韓國等國家。這些項目中,主要是中醫專業和中藥專業,既有非學歷教育項目,也有學歷教育項目,其中學歷教育包括本科、碩士研究生、成人專科各個層次的教育。[5]此外,上海電視大學在澳大利亞悉尼建立分校,先后開設了漢語、電子電工學、中醫藥基礎等10門課程,以加強我國遠距離教育領域的國際合作與交流;上海中醫藥大學也與新加坡、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十多所高校建立合作辦學關系,達成合作辦學項目二十多個。[6]

        在招生方面,目前大部分中外合作辦學機構與項目都以招收中國大陸學生為主,只有少數機構制定了明確的國際學生招生目標和計劃,而且總體招生數量也較小,如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寧波諾丁漢大學。如何充分利用中外合作辦學的優勢,吸引更多國際學生,是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發展戰略實施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我國高等教育境外辦學活動近年來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表現出如下一些特點。首先,政府在政策上給予了支持并已制定了相關法規。其次,我國高校在開展境外合作辦學活動中重視發揮自己的專業特色和優勢,強調辦學質量,辦學形式多樣,層次分布廣泛。但總體而言,目前我國高等教育境外合作辦學還處于起步階段,規模較小,總體發展水平不高,還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例如,關于高等教育境外合作辦學的政策法規仍不健全,監督和管理體制還很不完善,對高校境外合作辦學的教師管理問題、財務問題和稅收問題、教學質量評估問題等,都還缺乏有效的管理辦法。

        二、實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發展戰略必須著重把握的幾個問題

        (一)把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納入中外合作辦學的理論視野和法律框架

        2003年3月1日,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同年9月1日起正式實施。《條例》明確規定,中外合作辦學的基本性質是“外國教育機構同中國教育機構在中國境內合作舉辦以中國公民為主要招生對象的教育機構(以下簡稱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活動”。可以看出,《條例》主要是對實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引進來”的活動進行了界定和規范,而未將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的辦學形式納入其中。2004年6月,教育部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則僅是《條例》的具體化。此前,2002年12月31日教育部頒發的《高等學校境外辦學暫行管理辦法》(2003年2月1日起實施),為高校境外辦學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支持和規范,但其內容尚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如該《管理辦法》對于高校境外辦學的審批要求及程序較明確,但在高校境外辦學機構或項目的管理方面,只提及由教育部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以及學校主管部門根據各自的審批權限,負責對高等學校境外辦學活動的指導、監督和管理工作,并未對具體的管理辦法和要求等作出規定。此外,在關于學校的內部行政管理體系、課程設置與評估、教師與學生管理、財務及稅收等方面也都未作具體要求。

        近幾年,隨著中外合作辦學的發展,尤其是隨著高等教育“走出去”辦學的實踐發展,作為規范中外合作辦學最基本的法律條文的《條例》在有些方面已經不能適應實踐的需要,已經“走出去”的機構和項目難以納入”中外合作辦學”的范圍規范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走出去”合作辦學活動的開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必須借鑒發達國家跨國高等教育的經驗,突破中外合作辦學原有的認識界限,把高等教育“走出去”發展戰略納入中外合作辦學的理論視野和法律框架,包括在適當的時候修訂《條例》及其《實施辦法》。

        (二)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發展戰略的實施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走出去合作辦學,涉及到教育主權、涉外教育監管、學位認證、外匯管理等問題,需要相關政策的支持。就國際背景而言,目前跨國高等教育和國際教育服務貿易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受經濟利益的驅動,強調高等教育的產業特性和市場化運作,而我國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和現代化水平,促進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因此,如何正確處理國際教育服務貿易的營利性和我國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之間的關系,堅持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的正確方向和原則,是制定高等教育境外合作辦學相關政策,實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戰略時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之一。應該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為高等教育擴大開放領域、優化開放結構、提高開放質量營造寬松的政策環境,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高校積極探索,先行試點,在試點的基礎上不斷總結經驗,完善走出去合作辦學的相關政策措施。

        總體而言,目前關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的政策環境還很不完善,已有政策主要是針對中外合作辦學引進來方面的內容,對漢語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境外辦學重視程度也日益提高,但較少涉及其他學科和專業的走出去辦學。

        跨國高等教育發展較為迅速的國家都非常重視高等教育走出去辦學的相關政策環境的營造,這為我國實施走出去辦學發展戰略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如新加坡政府于1991年制定了名為《新的起點》的跨世紀戰略,提出要充分引進和利用外國教育資源,廣泛接受世界各地尤其是東南亞各國學生前來深造;19989月,新加坡宣布10所世界知名大學引進計劃,提出要在未來10年吸引10所世界一流大學在新加坡設立分校或開辦合作課程,以增強新加坡高等教育的世界競爭力,吸引更多優質生源到新加坡學習和工作;2002年,新加坡頒布了發展新加坡教育工業的政策,提出要把教育發展為新加坡重要的出口工業之一;20038月,新加坡政府又發起了全球校舍計劃Global Schoolhouse Initiative),旨在把新加坡建設成為亞洲區域高等教育中心。馬來西亞政府于1995年宣布的2020年展望中提出,要充分發展馬來西亞公、私立高等教育和跨國高等教育機構,到2020年把馬來西亞建設成一個區域高等教育中心的宏偉目標。正是在國家積極的政策支持和引導下,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跨國高等教育發展迅速,并開始實現由輸入國輸出國的轉型。澳大利亞自1984年《杰克遜委員會關于澳大利亞海外援助項目的考察報告》提出后,開始實施教育服務貿易政策和全額成本學費制度,大力推動本國的高等教育輸出。此后,澳大利亞頒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強對澳大利亞高等教育服務輸出質量的法制化監管,使澳大利亞高校具備了很強的國際競爭力和教育輸出能力,如《澳大利亞高等教育機構向海外學生提供教育的從業道德準則》(1990年)、《澳大利亞高等教育機構提供海外教育和教育服務的從業道德準則》(1995年)、《澳大利亞大學從業準則與指南》(2005年)。而1991年澳大利亞政府頒布的《海外留學生教育服務法》被普遍認為是澳大利亞教育出口戰略和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的標志。

        (三)加強國際化課程建設,完善高校內部管理體制及運行機制

        由于高等教育優質資源數量和人們教育需求之間的矛盾以及相對封閉式的教育管理體制的影響,我國高校學科專業結構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存在許多不相適應的方面,課程設置的靈活性不足,教學方式較為單一,人才培養模式亟待改革。因此,在實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發展戰略過程中,應致力于深化高校課程教學改革,開發和建設國際化課程,提高高校課程的質量和國際化水平,改進傳統教學方法,更新教學手段,加強高校教師的培訓和發展,更新教師的教育教學觀念,提高教師的外語教學能力與水平。

        實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走出去”戰略,還必須致力于推動高校進行內部管理體制改革,建立與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和國際合作辦學相適應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如對境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中的中方教師及外籍教師的管理制度,等等。要保障高校境外合作課程的順利實施,則必須對高校人事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建立新的高校教師聘任、評定制度和其他管理制度,保障教師的正當權益。我國高校境外合作辦學機構與項目以招收海外學生為主,中外雙方在課程與教學、學校運行和管理等各方面都有不同合作和分工,在課程設置、教學活動的組織和實施、機構和項目的財務管理等方面與國內母體高校相比都具有特殊性。因此,高校應針對境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的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學生管理制度、課程與教學管理制度及財務管理制度,尋找合作雙方的最佳合作點和合作方式,建立既滿足高等教育境外合作辦學需要,又與合作高校管理體制相適應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保障和促進雙方更好地開展合作與交流,推動境外合作辦學的發展。

        (四)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境外合作辦學的教學評估體系和學位認證制度

        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能否成功實現“走出去”,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取勝,歸根結底取決于我國高等教育機構能否發揮其課程優勢,保證教育教學質量,辦出特色和水平。因此,除了依靠政府政策、法規的規范引導及高校加強境外合作辦學的內部管理外,還必須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境外合作辦學的教學評估體系和學歷學位認證制度,以保障高等教育境外合作辦學的水平與質量。

        在這個問題上,許多國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其經驗和做法值得借鑒。以英國為例,作為世界上跨國高等教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為保證本國跨國高等教育的質量及國內高校的聲譽,英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質量保障措施,已形成一整套完整的高等教育質量評估體系。例如,1995年英國頒布了《高等教育境外合作辦學質量保障實施準則》,隨后,英國高等教育委員會于1996年和1997年兩次組織考察小組對英國各高校在境外的跨國高等教育機構和項目進行實地考察和評估,并將結果向社會公布。自2001年起,英國政府規定英國所有跨國高等教育項目都必須經過英國質量保證署(QAA,1997年前為高等教育質量委員會)檢查達標后,方可實施。[7]在學位管理方面,英國向來重視保障本國的學位質量和聲譽,制定了嚴格的學位審批和管理制度,本國高校必須經過英國當局(英國和蘇格蘭議會或威爾士和北愛爾蘭議會)的嚴格審核和認可后才具有學位授予權。同時,為了解決高等教育國際化和跨境教育服務中出現的有關學位、文憑和學歷管理問題,進一步推動本國跨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英國政府積極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合作開展學位認證工作。如20世紀80年代,英國就加入了“歐洲地區國家承認高等教育學歷、文憑與學位的地區公約”,該公約旨在促進學術流動,并從各個角度進行知識和實用技術的轉讓。1991年7月,英國加入了國際高等教育質量保證機構網絡(International Networkfor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 in Higher Education, or INOAAHE)。該網絡的宗旨是信息共享,推動學分轉移方案的建立和應用,協助學生在各院校間或國際間的流動,促進鑒定或評審機構之間的國際交往等。完善的海外高等教育評估體系和嚴格的學位認證與管理制度確保了英國跨國高等教育的服務質量,促進了英國跨國高等教育全球化發展戰略的實現。

        從總體上看,對高等教育境外合作辦學課程與教學的質量評估是我國開展境外合作辦學的一個薄弱環節。因此,必須盡快開展高等教育境外合作辦學機構與項目教學評估和課程質量認證機制的建立工作,積極與國際質量認證機構和教學評估組織合作,建立由中外高等教育專家和高校教師、管理者等組成的境外合作辦學課程與教學評估機構或組織,制定相關評估標準和準則,定期對我國高等教育境外合作辦學機構與項目進行評估,獎優罰劣,并將結果向社會公布,逐步形成高等教育境外合作辦學的教學評估體系,以評促管、以評促建。

        在學位認證方面,我國政府積極與世界各國進行磋商并且成效顯著,目前已與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26個國家簽訂了學位互認協議。同時,我國在學位管理方面也制定了較嚴格的管理辦法,注重保證學位的質量和聲譽。如1996年發布的《關于中外合作辦學活動中學位授予管理的通知》指出,“我國的學位授予單位到境外辦學并授予我方學位,應符合辦學地點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有關法律,并獲得該國家或地區有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同意,其授予學位的范圍僅限于該單位已有學位授予權、教學科研力量較強、學位授予管理一貫比較嚴格、規范的學科、專業。在正式簽署協議前須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審批。”今后,應進一步完善高校境外合作辦學的學位頒發與管理制度,保障我國境外辦學的學位質量和聲譽,積極與境外的學位認證組織和機構進行合作,加強對境外學歷學位以及相關學歷學位認證機構的認證,確保我國在開展高等教育境外合作辦學時選擇合適的合作院校和機構,維護高校和學生的權益,不斷提高境外合作辦學的質量和效益。


        參考文獻:

        [1]陳初升,衣長軍.華僑大學實施境外辦學分析[J].福建高教研究,2005,(1).

        [2]宗煥平.4000萬洋人學漢語,媒體解讀孔子學院獨特影響力[EB/OL].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7-03/20/content5870846.htm.

        [3]新華社.我國高校首個海外研究生院在新加坡成立[EB/OL].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0/30/content613465.htm.

        [4]康建,盧健民.暨南大學開到泰國辦學院[N].羊城晚報,2003-11-16.

        [5]鄭守曾,.論中醫藥學境外辦學的發展[J].中醫教育,2005,(1).

        [6]龔瑜.上海中外合作辦學高等學歷教育比例首超非學歷教育[N].中國青年報,2005-01-25.

        [7]王留栓.歐盟國家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從大力發展留學生教育談起[J].外國教育研究,2000,(4).

         

        NewExplo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oing Out” of Chinese-foreignCooperation in Running Higher Education

        Lin Jinhui &Liu Zhiping

        Abstract: To implement the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oing out”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higher education positively and steadily, and to better combine “bringing in”with “going out” are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carry through and fulfillscientific development outlook deeply, extend the width and depth of opening tothe outside world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benefit ofhigher education. We can use the experience of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for reference, breakthrough the original cognitivelimitation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higher education, bringthe “going out” of cooperative school running activities into the theoreticalview and legal framework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highereducation. We should build favorable policy environ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oing out”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running higher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perfect the inner management system and running mechanism of higher educationalinstitutions. We should also establish and perfect teaching assessment systemand degree authentication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al cooperative schoolrunning overseas.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Chine se-foreign cooperative school runn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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